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融合的基础是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融合的关键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融合的途径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科技创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内在逻辑，也为我们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指明了实践方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国务院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情况的报告于2025年12月22日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报告显示，当前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中存在五大问题，即：高质量科技成果供给不足、企业科技成果转化主体作用发挥不够、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还存在障碍、科技成果转化专业化服务能力不强、科技金融支持科技成果转化的效能亟待加强。这五大问题环环相扣，既是制约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关键堵点，也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必须着力突破的重点领域。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推进改革，围绕高质量科技供给、企业主体地位、体制机制、专业化服务、科技金融五个维度协同发力，在每一个环节打通堵点、补齐短板，才能真正将科技创新的潜在势能转化为产业创新的现实动力。
一、树立正确导向，丰富高质量科技成果供给
高质量科技供给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源头和基础。高质量科技供给不仅体现在自主产出的论文与专利的数量和质量上，还应包括汇聚全球创新人才与成果，为我国发展提供支撑。当前，制约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提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真正具有产业化价值的高质量成果供给仍然不足。
当前，我国在主要科技创新指标上排名均已进入世界前列。在反映科研产出的自然指数排名中，全球前10名机构中我国占9席；应用科学领域论文产出贡献份额占全球总量的56%。我国也已成为首个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数量突破500万件的国家，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但需要关注的是，2024年我国高校院所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方式实施转化的科技成果中，10万元以下合同项数占比超过68%，平均到单项成果的金额仅约1.8万元，与真正具有产业价值的核心技术应有的市场对价相差悬殊。同时，高校发明专利产业化率较低，大量创新成果仍停留在论文、专利或实验室样品层面。
我们必须围绕高质量科技供给、企业主体地位、体制机制、专业化服务、科技金融五个维度协同发力，在每一个环节打通堵点、补齐短板，才能真正将科技创新的潜在势能转化为产业创新的现实动力。图为科研人员研发场景。长三角国创中心供图
这一困境的背后，是科研评价体系导向偏差所形成的深层积弊。当前，以论文发表数量和专利数量为主的考核导向催生了大量“荣誉专利”，即为满足职称评审、奖项申报、高新技术企业资质认定等目的进行的专利申请，实质上可转化价值极低。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评价体系在工科高校中造成了明显的“工科理科化”倾向。大量工科教师的精力转向容易发表高影响因子期刊论文的基础方向，而非以技术突破和解决实际工程问题为目标的应用研究，导致工科高校服务产业创新的核心功能逐渐弱化。这种追求数量的导向，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以真实创新和价值创造为核心的科技成果转化本质。
要改变这一局面，必须从根本上重塑科研评价导向。一是改革科研评价体系，扭转以论文和专利数量为主的“竞赛型”评价导向；二是让专利申请回归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价值的本质属性，以成果可转化价值而非专利数量作为核心评价维度；三是营造潜心研究的创新环境，支持科研人员长期深耕同一方向，在制度层面为“坐冷板凳”的原创探索提供稳定保障；四是推动工科科研面向实际需求，鼓励高校教师开展以技术突破和解决关键工程问题为导向的研究；五是破除临床医生的不当考评束缚，禁止高校附属医院将基金、论文、专利作为临床医生职称晋升的必要条件。
二、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从需求出发，以机制创新破解转化难题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企业的核心作用不可替代。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构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机制的关键所在。然而，这一命题在实践中往往被片面理解为“财政资金更大力度地投向企业”或“让企业承担更多国家科研项目”，这种理解忽略了问题的真正核心。
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其深层含义在于：企业应当成为创新需求提出的主体、创新资金投入的主体、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在这三者之中，“需求主体”最为根本。当前，精准识别企业技术需求仍面临现实阻碍：一是企业真实需求常涉及商业秘密，不易公开；二是缺乏常态化、高效率的需求对接平台；三是技术供给方（高校和科研机构）与需求方（企业）之间横亘着难以逾越的“语言鸿沟”。科研人员习惯于以学术语言描述技术成果，而企业的真实技术需求往往与商业秘密深度绑定，不便公开表达，即便愿意表达，也难以用科研机构能够接受和回应的方式精准呈现。供需双方在价值判断维度上的根本错位，使大量科技资源无法有效流向真正有需求、有能力转化的产业场景。
目前，政府资金支持的许多产业技术攻关项目仍存在与产业真实需求脱节的现象。项目指南多由专家撰写，难免偏向特定领域，且企业在征求意见时往往倾向于展示优势而非短板，导致指南的针对性与公允性不足。评审专家随机抽取，难以保证其对行业实际需求的深入了解。这会导致大量项目在做“锦上添花”的工作，而企业最需要突破的核心技术难题则因缺乏有效机制而难以进入科研视野，无法得到有效解决。
要从根本上扭转这一格局，核心是确立“企业真出资即真需要”的机制逻辑，将企业的出资意愿作为识别真实技术需求的“金标准”，将企业出资作为财政支持项目立项的必要前提条件。在具体路径上，可以探索两种互补的模式：一是“自上而下”路径，即由行业专家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与重大工程开展战略研究，提炼战略需求项目，并将初步方向发送至相关企业筛选，仅将企业愿意出资的项目列入指南。企业出资并非用于配套申请项目，而是与国家资金共同委托第三方进行攻关。项目最终通过“揭榜挂帅”方式全球招标，并由出资企业参与终审。二是“自下而上”路径，即直接征集龙头企业愿意出资解决的真实技术难题，将其提炼为产业重大共性技术需求，配套财政资金后公开竞标，由出资企业主导研发单位的最终遴选，并以企业评价和实际应用效果作为结题主要依据。
三、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建设新型研发载体
体制机制障碍是长期困扰科技成果转化的深层根源。这一障碍出现的原因在于，科技成果转化“从1到10”的中间阶段长期缺乏合适的承接主体。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学术产出为导向，不宜做；中小企业资金有限、风险承受能力弱，做不了；大企业自有研发体系封闭，难以开放接纳外部早期成果。正是这种“无人区”构成了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最难逾越的体制性鸿沟。
在我国，2000年前后科研院所大规模转制。在市场化机制推动下，积累多年的技术沉淀得到了充分释放，造就了一批充满活力的高新技术企业，但同时共性技术供给能力有所减弱。许多市场体量小但战略意义重大的关键技术（如光敏材料到光刻胶），在“从1到10”这个环节被系统性放弃，长期无人问津。目前，我国专门从事成果转化及产业技术研发的机构仍较缺乏，特别是缺少专业化的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这也是目前部分关键技术和产品被“卡脖子”、面临自主可控风险的原因之一。
破解这一难题，需要从顶层设计着力于产业技术研发机构的建设。发达国家已有一些成熟可借鉴的经验（如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比利时IMEC等），其共同特点是：功能定位精准聚焦“从1到10”应用技术研究与工程化验证环节，所有的研发项目都是以市场和行业发展需求为核心导向；且即使市场化运行，依然持续得到政府一定比例的直接财政经费支持。因此，国家层面应统筹考虑国家级创新平台基地的布局和建设，给予长期稳定的财政支持，并引导规划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试放大等公共平台，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提供完备支撑。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以下简称“长三角国创中心”）的探索以建设专业研究所为核心解法，填补科技成果产业化空白。创新实施“团队控股、轻资产运营”专业研究所运行机制：地方（园区）与长三角国创中心共同提供场所、设备和资金，相关固定资产归地方（园区）和长三角国创中心所有；组建现金出资的运营公司，由团队出资控股，以真实的资金投入实现利益深度绑定与风险共担。在此基础上，将场所、设备和资金委托运营公司使用，并将机构运营权及成果的所有权、处置权和收益权归属运营公司，运营资金增值部分则按股权比例分配。这一模式在保障地方国有资产投入目的的同时，将研发成效与团队切身利益深度挂钩，以利益机制替代行政约束，有效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积极性。截至目前，长三角国创中心已累计建设研发载体110家，总投入超250亿元，研发人员超1.6万人，衍生孵化科技型企业1800余家，服务企业超2.2万家。
四、提升专业化服务能力：打造高水平技术经理人队伍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需要一支懂技术、懂市场、懂投融资、懂谈判的专业化技术转移人才队伍。专业化技术转移人才的缺失，正是当前制约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专业化服务能力提升的一大短板。
国际经验表明，高水平技术经理人是激活成果转化链条的关键要素。牛津大学附属的技术转移机构牛津创新公司自20世纪80年代成立以来，已形成较为成熟的成果转化专业化服务体系。机构对科研成果进行严格评估，仅对具备明确市场前景的技术开展专利布局与申请，其年度专利申请规模通常控制在100～200项，并为科研团队提供从市场价值鉴别到专利布局、申请、维护的全流程服务；每年孵化约20家高科技公司，专利许可和转让收入达数千万英镑。在这一模式中，科研人员只需专注于研究本身，从市场调研、价值评估、专利撰写到商务谈判，均由专业的技术经理人全程负责。这种高度专业化的分工，极大地提升了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和质量。
高水平技术经理人需要具备四个层面的核心能力：一是技术洞察力，这不仅要求其有一定的技术深度，更要有足够的知识广度，能够跨越多个技术领域作出价值判断，识别真正具有产业化潜力的成果；二是具备沟通能力，能够在科学家、企业家、投资人、创业者和地方政府等截然不同的话语体系之间自如切换，消除信息鸿沟；三是具有资源整合能力，作为各类要素的整合中枢，能够为不同服务对象搭建合作桥梁、促成交易闭环；四是拥有持续学习能力，面对快速演进的技术生态，能够持续更新投资、管理、法律、知识产权等方面的知识储备，保持专业判断的敏锐性。
然而，当前我国高水平技术经理人极度匮乏。大多数从事技术转移工作的人员停留于信息中介层面，难以提供覆盖价值识别、市场对接、投融资撮合全链条的高附加值服务，成果转化的专业断层十分突出。
高质量科技供给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源头和基础，不仅体现在自主产出的论文与专利的数量和质量上，还应包括汇聚全球创新人才与成果，为我国发展提供支撑。图为工作人员在实验室进行研发的场景。 长三角国创中心供图
基于上述问题，建议加快推动技术经理人职业化和市场化。明确技术经理人职业标准和资格认定体系，建立与成果转化绩效深度挂钩的激励机制，允许技术经理人通过专业服务分享成果转化收益，真正实现制度落地。加快推动技术市场建设，健全技术交易规则和信息披露机制，提升技术要素市场化配置的透明度和效率。
五、加强科技金融支持：政府资金应介入解决“融资市场失灵”
现阶段，科技金融效能有待提升，科技与金融要素之间存在“判断错位”：技术越前沿、越具原创性，持有者估值预期往往越高，而资本市场往往对陌生技术存在认知与评估偏差。这种现象称为“融资市场失灵”，此阶段应有政府资金适时介入。但财政资金的介入方式同样需要精心设计。如何既能填补市场空白又能形成有效激励约束，是科技金融支持模式创新的核心命题。
当前，我国创投市场的退出途径仍高度依赖IPO，2025年A股全年仅有116家企业上市，其中科创板与创业板合计仅52家。退出渠道的收窄与收益预期的不确定性，使得社会资本因风险过高而普遍“不愿投”。近年来，虽然国有投资基金的占比显著增加，但受限于国资保值增值的严苛考核及容错机制的缺位，导致国资在面对早期项目时往往“不敢投”。因此，针对“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基金，亟须在制度层面充分引入尽职免责与容错机制。
长三角国创中心以建设专业研究所为核心解法，填补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最难逾越的体制性鸿沟。截至目前，长三角国创中心已累计建设研发载体110家，总投入超250亿元，研发人员超1.6万人，衍生孵化科技型企业1800余家，服务企业超2.2万家。图为长三角国创中心实验室。长三角国创中心供图
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在建立风险投资体系方面已有诸多成功实践，最典型的当数硅谷模式。硅谷已构建起涵盖种子期、初创期到成长期的全链条风险投资体系，形成了“创业－成长－退出－再投资”的良性闭环生态。2025年，硅谷吸引风险投资近1500亿美元，且众多投资人本身就是曾经取得过成功的创业者。与此同时，硅谷以斯坦福大学等顶尖高校为技术源头，形成了成熟的成果转化链条。2024财年，斯坦福大学共有1027项技术产生许可费或股权收益，相关收入合计约6860万美元；当年签署许可及期权协议114项，支持成立初创企业23家。由此可见，其科技成果的实际转化率极高，且专利的真实商业价值得到了市场的充分验证。
长三角国创中心首创的“拨投结合”机制提供了一种激励相容的制度解法。以科研项目合同形式，按里程碑节点给予公司财政资金支持；项目完成后，若未获得市场融资，则予以结题验收，宽容失败；若获得市场融资，则前期财政投入按市场同等价格转为股权。这一机制既缓解了初期融资难题，又能形成财政资金可持续循环的模式。目前，该机制已累计支持200余个项目，平均每个项目投入约2500万元，实现了财政资金“放得准、用得好、可循环”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