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首席商务官顾润贺：“全球企业公民”是一项长期投资

    “走出去”并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的中国企业正在面临越来越多的全球化挑战，努力融入当地和社区已经成为决定他们商业成功的重要因素。而要做到这一点，中国企业必须学会演好“全球企业公民”这一角色。

    近日，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首席商务官兼执行董事顾润贺(Robert Greenhill)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专访，他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企业在履行全球化责任方面进步很快，在一些领域如基础建设和技术培训等方面有自己的独特优势。中国企业需要倾力与当地和社区更好地交流与沟通，促进双方互信，在“全球企业公民”领域创造出更多的“最佳实践”。

    中美“相对论”

    第一财经日报：正在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事实上是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中国正面临喜忧参半的局面。一方面，中国和中国企业的国际地位提升很快；但另一方面，其他国家和商业世界也会把中国和中国企业当作“威胁(Threat)”。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和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该如何应对？

    顾润贺：中国企业在全球的处境很像上世界六七十年代的美国企业，在他们走向全球的过程中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并且逐渐开始自觉肩负起全球化的责任。

    美国在二战之后崛起为西方世界的第一大经济强国，并成为整个西方经济体的中心。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种中心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但是美国企业与其他国家如日本企业的竞争关系也日益明显。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过去中国是资源进口国和产品出口国，今后中国企业会越来越多地投资海外市场，直接参与海外的资源分配与竞争，他们就势必会与所在国和当地社区发生越来越多的关系。

    美国人目前已经很习惯自己的领导地位，但是对于中国和中国企业而言，这一切都是陌生的。当中国企业在其他国家的某一地区或行业开始扮演重要角色的时候，他们也就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

    从目前来看，中国企业遇到了一些挫折，也有表现优秀之处。一方面，中国企业需要迅速了解成为国际领导者是怎么回事，国际社会对他们抱有怎样的期许；另一方面，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也需要向世界展示他们表现卓越的一面，即肩负和履行责任与义务的具体成果。在这两个方面，中国企业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日报：今天中国的崛起和美国在上世纪的经历有相似之处，但不同之处更加巨大。由于中国有不同的文化、语言和社会制度，国际社会倾向于用完全不同于美国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你认为这种眼光是否公平？与此相关，海外的中国企业经常遇到一些非经济因素的干扰，甚至是政治上的歧视和非国民待遇。你的观察是怎样的？

    顾润贺：总体而言，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评价是正面的。国际社会也确实对于中国企业不断增长的投资与贸易活动心存担忧，但这些担忧多数源自缺乏足够和全面的了解。中国企业需要用正确的心态来面对这些担心和质疑，用更务实的态度来解决问题。

    目前，中国企业需要认识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偏见并非商业世界的根本因素，对于所在国和当地社区而言，他们最关心的仍然是环境、就业、社会福利和社区利益等等。如果中国企业能在全球化过程中将社会责任作为优先战略，悉心处理与所在国和当地社群的关系，主动承担和履行各项义务，那么中国企业最终将赢得来自各方的理解与尊重，并最终有利于自身的海外拓展。

    中国式“最佳实践”

    日报：就全球企业公民角度看，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总体形象如何？

    顾润贺：中国企业过去的十年中发展太快了，我们和波士顿咨询公司正在进行一项“中国企业全球化最佳新兴实践”研究，在我们的报告出炉之前，我很难给出全面的评价。当然，对于中国公司有批评存在，在某些领域，中国企业确实也有突出的表现。

    在全球企业公民方面，中国公司和西方公司的做法有所不同。例如在非洲，中国企业捐建了学校和医院等大量基础设施，为当地的劳动者提供必要的培训，中国企业提供的技术也非常适应当地的需要，这对于当地而言非常重要，其效能也大大超过西方国家的援助项目。但是在发达国家，中国企业则应更注重劳工权益、环境保护，为当地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日报：我注意到你用了“不同”这个词，中国公司在很多方面确实和西方公司颇为不同，那么，如果我们要讲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最佳实践”，其标准和准则是否和此前西方公司所定义的标准和准则有所不同？中国又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些标准和准则？高低不同，还是特征不同？

    顾润贺:标准和准则也许是不同的，但我不会说“更低的标准”，就像通讯业的标准，发展中国家会经历从模拟到数字的标准转变。在降低危险，有利于社区，降低成本，关注环境等方面，标准应当是一致的。中国也许可以贡献一些额外的“最佳实践”，例如更好的基础设施，更切实可行的专用技术等等。

    日报：中国企业在履责方面有哪些突出的不足吗？换句话说，中国企业所为是否达到了国际社会的期望？有些批评认为中国企业过于追求短期利润，前段一些在美上市的中国概念股也爆出财务丑闻，如何看待中国公司在走出去时所面临的挑战？

    顾润贺：首先我想强调的是，全球的企业都有短期行为的倾向，从深层次来说，这是因为投资人持股周期越来越短，对于企业管理者的业绩考核开始以季度为周期。如何鼓励企业管理层着眼于股东和社会的长期利益，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

    中国公司扩张速度很快，他们面临的挑战往往是，在沟通和交流上投入不足，这也许和文化有关，也许因为还没有意识到交流的重要性。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一些中国企业在履行责任的同时，也开始注重企业形象的传播。例如在非洲大量投资的中钢集团已经发布了在非洲的可持续发展报告，系统阐述了该企业在非洲履行社会责任的具体内容。这些案例应该为其他中国企业所借鉴，从而推动中国企业与所在国和当地社群的理解和互信。

    另外，中国企业还应该把全球企业公民这一任务提升至公司战略层面来优先考虑，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长期的投资，就像R&D一样，长期会带来更好的顾客、供应商和政府关系，从而有利于企业长期绩效。全球企业公民并不仅仅局限在为当地创造就业、捐助基础设施或者提供其他慈善援助等，还应积极降低日常运营对当地环境或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努力将对社会和环境负责任的概念转化为商业产品和服务。而其更高要求是共同解决未来将影响全球的重大问题，如若能做到这一个层面，中国企业将能够把握住未来发展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