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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IC:中国初步工业化探索历程(1949—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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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11-29 09:51:09   来源:赛迪-中国工业和信息化   作者:曾纯

  【CMIC讯】读而思:在1949—1978年这30年间,在中国的广袤大地上,既上演过辉煌岁月的凯歌行进,也经历了曲折发展时期的波折起伏。中国工业化的复兴曙光终于普照中华大地,初步工业化的探索实践为1978年后的加速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近代中国多灾多难,内忧外患接连不断,中华民族承受了空前巨大的耻辱,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一代又一代中华优秀儿女殚精竭虑地应对着以工业化武装起来的世界列强的不断挑战,同时努力解决层出不穷的国内问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这种努力达到了一个新阶段。民众渴望的民族独立的基本实现,使得以国家体制动员全社会力量展开超大规模的社会工业化实践成为可能,重新点燃了振兴中国经济、复兴中华文明的希望,为中国制造业探索更有效的发展道路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量。
  
  “炮舰外交”的终结
  
  自鸦片战争中第一艘英国战舰“复仇女神”号铁甲舰抵达珠江口开始,英国海军在中国沿海横行无忌,如入无人之境。这种国家主权沦丧的耻辱,深深地烙在古老中国的近代史上。直到一百多年后的1949年4月,英国军舰依然倚仗昔日皇家海军海洋霸主的威风,在中国内河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在英国皇家海军快速护卫舰“紫石英”号舰长斯金勒少校眼中,屯兵百万于长江北岸的人民解放军绝对不敢碰英舰一根汗毛。他对美、法诸国军舰知趣地远离是非之地、撤出长江的做法不以为然,公开对外放话:“解放军最后通牒是要我们4月20日撤离,我偏要在这一天上行,看中共能把我怎么样!”
  
  4月20日晨,在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总攻前一天,“紫石英”号由东向西驶过江阴,江北岸的解放军鸣炮警告,令其退出战区。“紫石英”号仍毫无顾忌地继续前行,并将炮口转向解放军阵地瞄准,摆出随时还击的架势。随后解放军炮击该舰,“紫石英”号开炮还击,双方交火,炮战中“紫石英”号重伤搁浅。当天下午至次日,解放军炮兵又将先后赶来增援的英国海军远东舰队“伴侣”号驱逐舰、“伦敦”号重巡洋舰、“黑天鹅”号护卫舰击退。此后,中英双方就事件责任及“紫石英”号被扣展开接触和谈判,一直悬而未决、未有结果。7月30日,“紫石英”号趁夜逃走,途中与人民解放军炮兵再度交火。第二天“紫石英”号逃出长江口,相关谈判随即终止。
  
  这就是标志着英国等列强在中国长期实施的“炮舰外交”遭到终结的“紫石英”号事件。这一事件向世界表明了即将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决心和无所畏惧的勇气。此后再无外国军舰擅自进入中国内河。
  
  不打不成交,仅仅半年多后,1950年1月6日,英国就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其虽未与中国正式建交,却是西方世界中第一个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抛出橄榄枝的国家。
  
  从“复仇女神”号横行无忌到“紫石英”号受创逃遁,历史走到1949年,民族独立成为中国复兴的转折点,经受了百年空前耻辱的古老中国终于一吐晦气,迎来了独立自强的新局面,拥有了改变命运的新机会。
  
  一穷二白的制造业基础
  
  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接手的无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烂摊子,经济濒于崩溃,制造业基础一穷二白。1949年全国工业资产的存量数仅为256.5亿元(1955年人民币新币值),当年的工业总产值约为140亿元。因战乱破坏,有许多工业设备无法正常运转(特别是东北地区接收下来的日资工业企业),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大都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仅是1949年前最高水平的15%至80%不等。
  
  相比一穷二白的中国,1900年俄国已经拥有如跨西伯利亚线的发达铁路系统,是世界上第四大钢铁生产国和世界第二大产油国。十月革命前其钢铁产量就和法国相当,能够依靠外国技术自造战列舰。经受了英国百年殖民统治的印度,在获得独立时,承接了殖民帝国留下的55000公里铁路等交通设施,以及矿山设施和工业时代的教育体系,这些都构成了其作为独立国家发展的宝贵资产。而中国长期处于世界列强“公用半殖民地”的特殊地位,加上军阀割据、内战频仍,全国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几乎无从谈起,结果使得旧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教育水平平均下来甚至不如朝鲜和东南亚国家。
  
  还是用数字来说话,看看1949年中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与当时美国、苏联、日本和印度产量之间的对比。
  
  发电量:美国3451亿度,苏联783亿度,日本415亿度,印度49亿度,中国呢?43.1亿度!
  
  粗钢:美国7074万吨,苏联2329万吨,日本311万吨,印度137万吨,中国只是印度的一个零头:15.8万吨。
  
  生铁:美国4982万吨,苏联1639万吨,日本160万吨,印度164万吨,中国只有可怜的24.6万吨。
  
  原煤:美国43597万吨,苏联23550万吨,日本3974万吨,印度3220万吨,中国基本与印度打个平手——3243万吨。
  
  焦炭:美国5773万吨,苏联2430万吨,日本258万吨,印度191万吨,而中国仅54万吨。
  
  原油:美国24892万吨,苏联3344万吨,印度25万吨,日本19万吨,中国12.1万吨,“贫油国”的帽子戴得死死的!
  
  天然气:美国1535亿立方米,苏联52.4亿立方米,日本0.6亿立方米,中国为0.07亿立方米,比没有天然气的印度强一些。
  
  化肥:美国426万吨,苏联124万吨,日本62万吨,印度2万吨,中国0.6万吨。
  
  硫酸:美国1037万吨,苏联220万吨,日本161万吨,印度10万吨,中国不过区区4万吨。
  
  烧碱:美国202万吨,日本14.6万吨,中国以1.5万吨略微领先于印度的0.6万吨。
  
  纯碱:美国355万吨,日本12万吨,中国8.8万吨,比印度的1.8万吨多一些。
  
  精炼铜:美国104.9万吨,日本7.4万吨,印度0.6万吨,中国0.2万吨。
  
  铝:美国71.1万吨,日本2.3万吨,印度0.4万吨——让现代中国人不可思议的是,中国仅仅10吨!
  
  轿车:美国625.4万辆,英国62.9万辆,苏联27.6万辆,日本2.9万辆,中国交的是白卷!
  
  卡车:美国113.4万辆,苏联23万辆,英国21.6万辆,日本2.8万辆,中国依然是一片空白!
  
  拖拉机:美国60万台,苏联9.3万台,英国9万台,日本无,中国也是零!
  
  机床:美国11.6万台,日本0.7万台,中国0.16万台。
  
  化纤:美国47.8万吨,英国13万吨,日本5.7万吨,苏联2.5万吨,印度0.1万吨,中国0吨。
  
  水泥:美国3594万吨,苏联815万吨,日本328万吨,印度214万吨,中国为66万吨。
  
  纸板:美国939万吨,英国163万吨,苏联100万吨,日本51万吨,中国11万吨,比印度的9万吨略多一点。
  
  这就是1949年中国工业微不足道的一点“家底”。
  
  从1750年到1850年,中国是农业社会;从1850年到1950年,又一个百年过后,中国仍然还是以农业经济为主,工业基础极其薄弱,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现代工业也只占10%的份额,农业和手工业占90%,在农村生活和就业的人口也接近90%。
  
  正如毛泽东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所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盛大的开国大典中,接受检阅部队配备的高射炮甚至普通枪械,更不用说汽车、坦克和飞机了,几乎都是“万国造”。朱德总司令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时乘坐的就是一辆1941年款右舵版美国别克ConvertibleSedan敞篷轿车。
  
  “中国制造”整体缺位。
  
  民生大业:大规模工业建设起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争取国家富强的目标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中国根本性的经济和军事落后,这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
  
  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面对与大国地位极不相称的落后状况,面对满目疮痍、积贫积弱的中国经济,充满诗人般浪漫情怀的毛泽东豪迈地说:“我们现在是一张白纸,但在这张白纸上可以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在他看来,由于在保证中国富强方面所扮演的和可以扮演的角色,工业是头等重要的部分,是最新、最美的图画的主体。他甚至把工业发展提到国家独立的高度,“只有当中国的工业已经发展了,于是中国在经济上再也不依靠外国了,她才能享受真正的独立”。
  
  然而,从实际遇到的困难来看,中国远比可以在上面随意谱写新乐章的一张“白纸”复杂,新时代的新需要和新创造,毕竟都必须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展开,离不开原先的经济基础、民众素质和思想观念,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远比“在白纸上画画”艰难得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先要解决因战争造成的严重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恢复公共秩序和良好的社会风气,之后才谈得上动员全国力量,努力恢复、发展这个浴火重生的国家的经济水平,进行空前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这是新政权的工作重点。
  
  事实上,军事胜利带来的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巨大进步,是新政权着手解决经济建设等诸多棘手问题的最大本钱。因为在所有爱国的中国人心中,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是复兴中华文明、强国富民的必要前提,是他们衷心渴望的目标。毛泽东在1949年9月自豪地宣布“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道出了中国人民发自心底的愿望和决心。
  
  渴望和平和秩序的民众对新政权的热诚拥护,造就了后者强大的政治控制和组织力量,通过群策群力,确定了三年内把中国的生产恢复到战前水平的目标。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这还是在耗资巨大、艰苦卓绝的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实现的。
  
  新政府接收了国民党政府共2858家企业,职工约129万余人,没收铁路2万多公里,开始建立起新的国营工业体系,大型工业企业产值中,国营比重达到40%。国营工业拥有全国电力产量的58%、原煤产量的68%、生铁产量的92%、钢产量的97%、水泥产量的68%和棉纱产量的53%(《中国工业的发展统计资料(1949—1984)》,第45页)。新政权统一了财政经济,稳定了金融物价,采取了调整工商、民主改革、三反五反、建立统一市场等一系列措施,整治和稳定了工业经济赖以发展的社会环境和内部秩序,使得工业生产得到了全面恢复:1949年到1952年的3年时间里,中国工业总产值从140亿元增长到343亿元,年增长率高达34.8%。1952年,除硫酸铵等少数产品外,其他工业产品的产量都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
  
  然而,以严格的经济标准来衡量,沉睡的东方巨人虽然已经觉醒,组织5亿民众确立了共同追求的国家目标,而且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就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经济落后的实际状况仍然触目惊心。例如,1953年,中国制造业生产只占世界2.3%的份额,其“全部工业潜力”只相当于1900年时英国的71%(《大国的兴衰》)。在工业技术方面中国更是落后,有的重要工业部门还是空白,距离建立完整工业体系的目标似乎遥不可及。作为工业发展中最重要的基础要素,中国当时的人口资源状况是,5亿人口有4亿文盲,要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劳动者的基本素质也是一大障碍。
  
  只有自强才有自尊,个人如此,国家亦复如此。而工业化是大国快速实现强国、自立目标的唯一发展途径。自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开始加快工业化建设的步伐,并试图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来迅速实现经济现代化的目标。
  
  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明确把工业摆在国民经济的主干和重点的地位,拉开了波澜壮阔的大规模工业化历史的帷幕。
  
  中国的工业化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工业化,是在世界两大阵营强力对峙背景下展开的。由于中国属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因而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工业化战略不可能从当时的西方发达国家获得任何支持,真正的友谊和援助只能来自社会主义阵营。
  
  事实上,当时的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确实给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提供了慷慨援助。在“一五”计划安排的694个大中型项目中,就有156项由苏联援建,68项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6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援助。苏联除在1950年提供3亿美元的低息贷款外,之后又提供了5亿卢布的长期贷款,这两项合计有4亿多美元。不过,外来援助毕竟还是杯水车薪,按照当时的建设规划,仅基本建设投资就需要170多亿美元,更不必说整个五年计划的庞大投资了。
  
  尽管苏联的援助折合成现金和工时并不算多,远不如美国援助中国台湾地区、苏联援助东欧的规模,但苏联提供了关键物资,派出大批专家到中国手把手现场指导,帮助中国建立起了一整套现代工业体系的框架,实现了有史以来国家间的最大一次工业技术转移。这种诚心诚意的技术援助,融入到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高涨的建设热情之中,迅速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产生了惊人的效果。出人意料的倒是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中止援助协议、撤走专家,反而激发了国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民族工业的另一波澎湃热潮。
  
  由此适度的财政援助起点出发,直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为止,中国走上了一条基本封闭的独立自主的工业化道路,与两大阵营对峙下处于资本主义阵营的亚洲小国和地区(诸如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分道扬镳,后者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大量援助和支持,走上了开放的工业化道路。
  
  当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中国工业在自身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现代工业技术得到了大规模应用。5年时间里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28.6%,大大超过了原计划100%的增长幅度,平均每年增长19.2%,其中生产资料增长2.2倍,轻工业增长83%(平均每年增长12.9%),钢产量从135万吨增长到535万吨。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对此评论道:“从经济增长的数字看,‘一五’计划相当成功。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8.9%(按不变价格计算),农业产出和工业产出每年分别以3.8%和18.7%的速度递增。由于人口年增长率为2.4%,而人均产出增长率为6.5%,这就意味着每隔11年国民收入就可翻一番。与20世纪前半叶中国经济的增长格局相比——当时产出增长速度仅和人口增长速度相当(二者年增长率均为1%左右)——第一个五年计划具有决定性的加速作用。就是同50年代大多数新独立的、人均年增长率为2.5%左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经验也是成功的。例如印度,也是大陆型的农业经济国,最初的经济状况和中国相似,但它在50年代的人均产出增长率还不到2%。”与此同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从1950年的36岁延长到1957年的57岁,学龄儿童的入学比率同期从25%增至50%。
  
  “一五”期间,中国工业经济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跃进”,这不仅表现在工业产值上,也表现在工业技术进步方面。而技术进步是国家制造业获得更为长远发展的基础。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工业基础这张“白纸”上,越来越多的美丽图画开始描绘出来:载重汽车、海洋船舶、精密仪表、联合收割机、高效率机床、重型机床、自动化高炉、平炉、炼焦炉设备、联合采煤机、煤炭洗选设备、电铲、地质钻机、汽轮发电设备等旧中国不能制造的产品和设备,现在制造出来了;机器制造这一工业心脏更加健康地跳动起来了;机器设备的自给能力,已由1949年前的20%左右提高到60%以上;中国已能够成批制造喷气式飞机,填补了航空工业的空白;在工业的基础钢铁领域,合金钢、硬质合金、无缝钢管、大型钢材等新的工业品种生产出来了,不再只是提供普通碳素钢或轧制普通的中小型钢材。1952年,中国只能生产180多种钢和400多种规格的钢材,1957年已能生产370多种钢和4000多种规格的钢材;解放前所需钢材95%要进口,1957年全国所需80%以上的钢材可由国内生产。汽车制造从无到有,1957年生产了7900辆;有色金属工业中新建了铝及其他有色金属冶炼和加工工业,而尽管中国铝资源丰富,但在1949年前全部铝材却均需进口;化学工业建立和发展了生产高级染料、工业和航空油漆、塑料、磷肥、抗生素、飞机轮胎及特种橡胶制品等产品的部门,“一五”期间化学工业产品品种增加了近1000种;无线电和有线电工业也是“一五”期间建立起来的重要工业部门,中国已能够制造包括收发报机、自动电话交换机在内的电信设备。此外,轻工业领域也建立了一些新的工业部门。同时,由于原有工业企业实行了技术改造,它们也逐渐具备了生产新的工业产品的能力。
  
  从大清洋务派开始引进机器工业以来,中国还从来没有过这样集中、这样全面、这样系统地在短时间里完成以大工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体系的根本性改造,而只有这种基础工业的大规模建立,才能奠定一个强大国家必不可缺的牢固基础。
  
  不对称战略的国防制造:优先发展重工业
  
  自鸦片战争后的一个世纪中,中国一直处于主权部分沦丧状态,中华仁人志士们努力奋斗的一大主题就是使祖国免遭列强侵略,因此有意识地特别强调以火力对火力的重要性,希望了解和应用外国先进技术,通过学习西方强大的秘密来保卫中国。1952年后中国倾力发展国防制造业,加强重工业建设,也是民心所向,水到渠成,势在必得。
  
  19世纪中叶,为了扳回英中贸易劣势,已是世界上最强大工业国家的大不列颠帝国竟然支持无耻的鸦片贸易,以此赚取中国的巨额白银。在林则徐虎门销烟后,英国更公然采用战争手段解决贸易冲突。区区2万英军,凭借先进的舰炮横行于中国沿海。英国仅以死伤523人的代价,逼迫清朝政府签订《中英南京条约》。由此开端,此后100年时间里,中国一次次在东西方列强大炮的淫威下,签下1000多项不平等条约。直至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当时的首都南京遭到日军屠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空前危险。正如毛泽东所言:“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
  
  落后就要挨打,痛彻心扉的百年屈辱史,苏联十年“铁血工业化”的历史经验,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又与世界头号强国在国门口直接对垒,都强化了中国向国防制造倾斜的政策取向。朝鲜战争期间,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曾多次扬言要对中国军队实施核打击。此后每在台海局势紧张之时,美国政府屡屡公开发出核威胁。为了捍卫新中国的生存权,倾尽国力发展国防和重工业,是新政权的不二选择。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同年10月,美国把战火烧至鸭绿江边,中国出兵参战。这种政治和军事态势,逼迫新政府必须迅速提高国防实力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战争动员能力。此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对社会主义中国实行了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的措施,切断了正常的国际经济交往和贸易,又迫使中国必须迅速建立起比较完备、自成体系的工业结构,而发展重工业是其中的关键。
  
  1949年,中国重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仅为7.9%,这是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落后的明显标志。基于对苏联经济建设经验的借鉴以及对中国现实的理解,新政府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并将这一战略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以国民经济计划的形式确定下来,目标是在获得政治上的独立之后,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实现经济的迅速起飞,以便早日摆脱贫穷落后的困境,迈上快捷的工业化康庄大道。第一个五年计划首要的基本任务,就是集中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由694个重要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其中重工业获得了中心的战略位置:建立和扩建电力工业、煤炭工业和石油工业;建立和扩建现代化的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和基本化学工业;建立制造大型金属切削机床、发电设备、冶金设备、采矿设备和汽车、拖拉机、飞机的机器制造业。作为工业建设的核心和骨干的156项重点工程都是重工业项目,起了填补工业领域空白、健全工业体系的作用。其中军事工业占了相当的分量,共44项(其中航空12项,电子10项,兵器16项,航天2项,船舶4项),比重不低。“一五”期间,中国重工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到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的85%,占工农业基本建设总投资的72.9%[《中国统计年鉴(1992年)》,第158页]。
  
  恢复了国家独立主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迅速扭转了中国近代百年颓势,卓有成效地展开了国家重建。由于在朝鲜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交手相持不下,中国的民族自尊心和国际威望大为提高;中国开始在工业化道路上大步前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速度;突击建成了新兴的工业部门,奠定了一定的重工业基础。
  
  苏联在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时间里,实行“铁血工业化”政策,迅速崛起为世界主要工业国之一。而中国在工业基础极为薄弱的条件下,采用相对温和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依靠优先发展重工业、高积累低消费的不平衡战略,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初步建立起了自己的工业体系。
  
  中国基本的工业发展战略,就是在“一五”计划中提出的。尽管“大跃进”运动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社会大动荡,都对中国工业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但“一五”计划确定的基本的工业发展战略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1952年,中国第一、二、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依次为50.5%、20.9%和28.6%,其中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只有17.6%;到1976年,中国第一、二、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变更为32.9%、45.2%和21.9%,其中工业占比为40.7%;两年后,中国第一、二、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再变为28.2%、47.9%和23.9%,其中工业占比44.1%(《新中国60年》,第612页)。可以看出,历经种种波折的这一时期工业化仍然取得了长足进步。
  
  在不对称战略的推动下,以“两弹一星核潜艇”为代表的中国国防制造业在工业基础仍较薄弱、科技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取得了重大突破。
  
  1964年10月16日15时,代号为“596”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中国作为第五个成员跨入世界核俱乐部。两年之后,中国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两弹结合,从双城子向罗布泊发射中程导弹,核弹头当量2万吨,具备了真正的核实战能力。由此中国建立起了自己的核武器工业,陆续制造出远程洲际导弹,打造了一支核潜艇战略部队,并拥有了以TU16中型轰炸机为主的中程核武器投射能力。1967年11月,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70年4月,又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71年,联合国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邓小平出席1974年第六届联大特别会议时感慨道:如果没有六十年代的原子弹、氢弹,七十年代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影响的国家,就不能有现在的国际地位。这些方面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尽管投入巨大,但创设原子能、导弹、航天和电子等国防工业体系,是新中国成立后30年里取得的重大成就。
  
  初步工业化形成计划经济工业体系
  
  从1953年到1977年,中国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1.3%。1952年,中国工业总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为34.4%,1978年上升到61.9%,已经由一个以农业产值为主的国家转变为一个以工业产值为主的国家。与1952年相比,1978年一些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数十倍甚至数百倍的增长,跃居世界前列。例如,钢产量由135万吨增加至3178万吨,居世界第5位;煤产量由0.66亿吨增加至6.18亿吨,居世界第3位;原油产量由44万吨增加至10405万吨,居世界第8位;发电量由73亿度增加至2566亿度,居世界第7位;水泥产量由286万吨增加至6524万吨,居世界第4位;硫酸产量由19万吨增加至661万吨,居世界第3位;化肥产量由3.9万吨增加至869.3万吨,居世界第3位;化学纤维生产从无到有,1978年产量已达28.46万吨,居世界第7位;棉布产量由38.3亿米增加至110.3亿米,居世界第1位;糖产量由45万吨增加至227万吨,居世界第8位;电视机生产从无到有,1978年产量已达到51.73万台,居世界第8位。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中国工业经济已达到1961年苏联和日本的水平,初步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
  
  此外,工业布局也有较大的改善,改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工业主要分布在东北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布局结构,实现了重工业基础较为扎实的东北、面向纺织业和轻工业的沿海商埠和几乎未被现代工业触动的广大内地这三种相互分离的经济的一体化,工业布局渐趋合理。原先不发达的内地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在中西部地区形成了不少工业中心,如以武汉、包头为中心的钢铁基地,山西、内蒙古、河南的煤炭基地,兰州的石油化工中心,成都、重庆的钢铁、机械工业基地等。
  
  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后的30年时间里,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包括国防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立起了一个由铁路、公路、内河航运、民航空运构成的交通运输网络,为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的经济起飞创造了有利条件。
  
  作为第三世界中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工业基础上,克服千难万苦,以较快的速度初步建立起一个门类比较齐全、以大型国有企业为骨干的计划经济工业体系,是现代中国的重大经济成就。事实上,这个独立自主、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在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中国能够雄立于当今世界,拥有这一强大的实体化的工业体系功不可没。这一工业体系对于中国人的价值和意义无比巨大,它是中国人自鸦片战争、洋务运动以来,经过数代中国人前仆后继、流血流汗、奋斗牺牲,付出高昂代价换来的,是中国当今国力与命脉之所系,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未来完成新一代工业革命和技术升级的根本基础。
  
  为了彻底改变旧中国工业落后的面貌,受国际环境的制约和封闭内向发展路径的影响,加之借鉴苏联工业化的历史经验,新中国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随着工业化实践经验的积累和对世界经济、中国国情的新认识,由优先发展重工业到实现工业现代化的战略转变,作为一种理念成为国民经济决策者的理性选择。钢产量不再是衡量工业化的标准,工业化的质量和科技含量比产量和数量更为重要。工业化不是最终目标。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正式吹响了进军工业现代化的号角。
  
  反思与启示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的工业化经历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年)、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53—1957年)、“大跃进”时期(1958—1960年)、经济调整时期(1961—1965年)和“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年)、在徘徊中前进时期(1976—1978年)这六大时期。
  
  制造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重点发展产业,1978年的制造业增加值达到1953年的13.41倍,但发展并不平稳,历年来波动起伏的幅度相当大。制造业增长率从1953年的30.5%,到1961年的-40.69%,再到1969年的39.08%、1972年的-10.31%和1978年的14.19%,呈现出“几起几落”的曲折发展态势,如同坐上了忽上忽下的过山车,此间既积累了初步工业化的宝贵经验,又留下了欲速则不达的惨痛教训。
  
  必须基于国情推进工业化
  
  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是实现工业化的关键,这是世界各国工业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一再证明了的。1949年后30年中国的工业化实践也证明:从中国这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工业化建设,工业化进程就有可能顺利得到开展;反之,单纯从主观意愿出发,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工业化进程就将受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因为缺乏经验,在工业化建设方面不得不学习甚至照搬苏联的经验和做法。“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是长久之计”(《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5页)。苏联模式的国家组织形式、面向城市的发展战略以及各种各样特定领域的政策和方法,为中国经济建设提供了参考甚至模仿的蓝本。尽管如此,新中国后来并没有完全直接照搬苏联的经验,正如1949年前毛泽东革命纲领的精髓就是面向中国实际的需要一样,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他也坚持走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经验在许多关键领域的应用都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进行了调整。
  
  例如,十月革命后,苏联采用暴力手段和强力行政措施没收资本主义工商业,使其变为国有。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过程则坚持立足国情,探索适合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显示出通过和平、渐进的方式走向工业化的特征。苏联社会经济模式是在十月革命后为适应政治、军事和经济的需要,通过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于主要的经济部门迅速增强国力建立起来的计划体制。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借鉴了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但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自始至终都伴随着不同规模的商品和市场,除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小段时间外,中国的计划经济并未把消灭商品和市场真正付诸现实行动,始终有“准市场”的存在空间,这与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有着很大不同。
  
  与这种基于国情的实事求是策略恰好相反,1958年的“大跃进”,就是基于政治理想而非经济策略而轻率发动的,虽然目的是促使中国迅速跨入工业化国家的行列,但置我国“一穷二白”的实际国情于不顾,误以为只要拼命苦干,生产就可以成倍增长,就可以从根本上迅速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结果受到客观规律的无情惩罚。三年“大跃进”,不仅没有带来高速度增长,反而给国民经济造成极大的损失。
  
  实现工业化是中国走向富强的根本途径。人类历史表明,世界各国之间存在着无休止的相互仿效与竞争运动,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就是学习他国先进经验、与他国竞争求胜的过程。“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作为后发者,为了迅速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中国应当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但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受客观条件制约的,决定工业化速度的还得看客观的物质条件。如果不适当地夸大主观能动性,脱离客观条件,脱离国情,轻视科学技术,追求“多快”而忽视“好省”,结果必然是欲速则不达,走向愿望的反面。
  
  政治运动冲击工业化进程
  
  1953年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确定,国家在经济上的基本国策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任务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工业化的基本内容是: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改变工业的落后状况,提高国家自力更生的能力,力争从1953年算起,经过大约3个五年计划,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一五”计划完成之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展示出了中国工业化未来发展的美好前景。
  
  1958年9月,毛泽东在湖北视察谈到钢铁生产时说,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
  
  “大跃进”运动、庐山会议、1966年发动并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先后打断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国的工业化建设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损失,不仅错过了不少宝贵的发展时机,影响了国家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使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尝试一再遭到严重挫折。
  
  计划经济体制造成产业结构失衡
  
  新中国力图建成强大的现代化国家,期望在一穷二白的工业基础上,发展出世界上发达经济体所拥有的产业和技术体系,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赶超世界最发达国家的目标,所以仿照当时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采纳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激进工业化方式。然而,重工业都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将资源向发展重工业倾斜,例如,第一个五年计划就将近48%的国家资本投入到发展重工业中。在资本极端短缺、低端劳动力极端充裕的基本国情条件下,由于缺乏发达国家工业化初期的殖民资本积累、对外贸易、外资引进以及原有工业的积累,中国被迫长期依靠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实现资金积累,同时抑制轻工业投资规模,扭曲了各种要素和产品的价格,削弱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潜能,限制了工业吸纳劳动力数量。尽管倾全国之力建立起了一整套现代产业,有能力成功试爆原子弹、让卫星上天,但社会经济发展绩效却乏善可陈,劳动者尤其是农民收入水平长期低下,贫困人口数量居高不下。而在封闭条件下建立起来的重工业国企,缺乏开放竞争市场中的自生能力,成为后来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难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确立了自给自足的工业基础,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由于没有、不能甚至不愿意通过国际贸易和专业化嵌入国际价值链体系,失去了国际市场及其对本国工业的升级支持和生产技术输入机会,这样建立起来的工业基础往往极不平衡,没有盈利能力,生产力低下且毫无国际竞争力,结果造成本国市场规模进一步萎缩,民生受损。
  
  民族制造精神的萌发推动工业化进程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民族意识、民族心理、民族品格、民族气质的总和,是民族文化中固有的、延绵不断的一种历史文化传统,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
  
  中国工业化建设是一项崭新的事业,面临着许多风险和考验。而中国的工业化是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起步的,尤其是中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使得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受到影响;在国际环境方面,中国面临西方国家的种种威胁、挑战和经济封锁,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中苏关系又交恶。在种种不利条件下,中国人民顶住压力,克服重重困难,冲破帝国主义封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在资金和技术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只用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就建成了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初步现代工业体系。追根溯源,其中最重要的动能来自工业化进程中产生的以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为代表的民族制造精神。它们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升华,是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的精神力量。正是在这样的民族制造精神的激励下,中国人迸发出了无穷的能动性、自觉性和创造性,创造了中国工业化史上的许多奇迹,为最终迈入现代工业化国家的行列奠定了基础。
  
  民族独立和人民当家做主保障了中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信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民族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工业化建设的全民动员。土地改革和农村合作化运动让一盘散沙的中国农民开始学习如何组织自己、形成社队。全民扫盲基础教育的普及和国家工业化的强力意志结合在一起,第一次唤醒了全国民众而不只是少数精英阶层潜在的创造精神(极端时也可能引发破坏精神甚至毁灭精神)和民族制造精神。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就在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胼手胝足地建设民族工业之时,世界上出现了所谓的“绝对空前的世界工业产量的增长率”“1953—1973年间的世界工业累积产量相当于1800—1953年间整整一个半世纪的产量”。1953—1975年,世界工业产量年均总增长率为引人注目的6%(人均4%)。从历史的标准看,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一变化的根源,可以归结为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新技术的发展、农业不断转向工业、把国家资源纳入计划经济之中,以及工业化扩展至第三世界等等。
  
  反观中国,到1978年,中国占世界人口的22.3%,GDP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4.9%,比1952年提高了0.3个百分点。这一年中国的人均GDP水平仅为世界平均值的22.1%,比1952年还少了1.7个百分点(安格斯·麦迪森著《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第57页)。由此可见,脱离世界经济大潮、闭门造车的发展模式,并不能让中国实现赶超发达国家的目标。
  
  在1949—1978年这30年间,在中国的广袤大地上,既上演过辉煌岁月的凯歌行进,也经历了曲折发展时期的波折起伏,还体验有动乱年代的荒诞不稽。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工业化的复兴曙光终于普照中华大地,初步工业化的探索实践为1978年后的加速工业化奠定了基础。(曾纯本刊总编辑本文发表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杂志2019年10月刊总第17期)

责任编辑:言笑晏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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