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IC讯】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1月17日，李克强总理在主持召开“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时再次强调，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一时间，供给侧改革成为经济领域的热门词汇。那么，“供给侧”的含义是什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内容有哪些？供给侧改革将对我国工业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供给侧和供给学派

　　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经济学的基本概论。经济学的核心问题都与商品的供求关系相关。如果把国民经济系统简化为一家生产企业，那么推动企业持续发展有两种办法。一是不断地给企业订单，企业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订单需求，会开足马力生产，甚至继续投资新的生产车间。这就是需求侧的办法——制造订单。其代表人物凯恩斯认为，需求能够决定供给。

　　另一种方法是让企业加快技术进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或者降低税收等提高企业投资回报率，激发企业继续投资的热情，不断开发新技术，生产新产品开拓市场。这就是供给侧的办法——优化要素供给和改善营商环境。其代表人物萨伊认为，供给可以创造需求。

　　需求侧的办法好比西医用激素，见效快；而供给侧的办法如同中医调理，疗效平缓但可增进企业健康。需求侧的办法可以让企业越做越大，但其负面作用是，当订单不能持续增长时，企业扩张建设形成的产能会出现过剩，企业将面临危机。而且，需求侧办法不利于激发企业技术创新的热情，不利于推动企业改善管理和提高劳动者素质。

　　从小及大，如果用需求侧和供给侧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就会发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强调“总需求调节”、主张政府对经济深度参与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中国非常盛行。在凯恩斯理论指导下，中国通过 “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驱动，走过了一段高速发展时期，但通过扩大需求带动供给增长的边际效应也开始显现。从投资看，投资主管部门近两年加速批复地铁、高铁、港口、高速公路等项目期望拉动投资，发改委发布的“稳增长重大工程包”从7个领域增加到11个，今年前十一个月共完成投资4.35万亿，但这些未能拉动投资持续增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经从2013年8月的20.3%一路下滑到2015年11月的10.2%。消费的拉动作用也部分落空。居民消费升级势头迅猛，但大量乳制品、厨具、电子产品等市场份额被海外产品占领。据有关机构预测，中国人2015年会支出1170亿美元购买奢侈品，但其中78%的奢侈品消费发生在海外。

　　以上问题表明，长期在需求侧拉动下，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供需错配问题。传统行业的低端产能过剩，而部分高精尖产品需求得不到满足。即使在钢铁行业，2014年也有1450万吨的进口量。中国每年的芯片进口额超过2000亿美元，与每年进口石油的支出差不多。

　　就在此时，供给学派被推上了中国经济的前台。

　　供给侧改革有助于解决经济增长周期中的结构性问题。从理论上看，揭示经济长期增长规律的生产函数Y=AF(K, L)中，影响GDP的主要因子是技术投入A、资本投入K和劳动力投入L，函数F则可视为生产组织方式。这几个变量都在供给侧。从历史经验看，著名的“里根新政”和“撒切尔主义”，都是供给学派的伟大实践。里根政府上台前夕，美国经济在1978-1982年间年均增长只有0.9%。里根总统启用了阿瑟·拉弗等供给学派经济学家担任经济顾问，通过减税和削减政府开支等举措，到1983-1986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提高到4.8%。铁娘子撒切尔也在1979-1990在任期间，通过供给学派主张的改革国企等一系列举措，带领英国经济进入稳步发展年代。供给侧改革虽然在国内刚刚成为热点话题，但这项改革从本届政府上任之初其实已经开始。本届政府甫一成立即承诺简政放权，要将中央部门1700多项审批事项再削减三分之一。之后又持续推动降税减费、鼓励创新，采用的都是供给学派的思维路子。

　　供给侧改革针对的是供需错配的问题。面对中国经济问题，供给侧改革未来的任务纷繁复杂，但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五大任务，每一样都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关。这五大任务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去产能主要是化解产能过剩。这项工作一是解决需求侧政策形成的负面影响，二是在供给侧腾出市场和资金。促使一批僵尸企业退出市场，可给具有持续发展能力的企业腾出市场空间。而通过资产和债务重组，推动一批资本效率低下的企业破产，则能够盘活部分银行呆账坏账，让资金进入效率更高的企业。

　　去库存旨在消化地产库存。这项工作可以改善土地供给结构，盘活地产业的存量资金。虽然短期内，消化地产库存会减缓地产新增投资，但同时也减少了地产业与其他行业土地竞争，能够提升制造业的土地保障能力。另一方面更能盘活地产业的巨量银行抵押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去杠杆目的是防范金融风险，提供一个更好的金融环境。除了规范资本市场外，还通过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倒逼金融领域的改革。人民币纳入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后，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将会大大加快，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步伐也会同步加快。

　　降成本主要是降低企业成本。依靠减税和降费的方式降低企业成本是供给学派最主要的政策主张。供给学派代表人物阿瑟•拉弗教授提出的“拉弗曲线”表明，降低税率通常能够扩大税基，减少企业的避税行为，因此在一定区间内，减税能够增加政府税收。而且降低税赋能够激励企业聘用更多高水平人才，加大研发投入，改善劳动力供给水平。

　　补短板的主要任务是减少地区和城乡差距。通过精准扶贫、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等，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同时，对于改善劳动力市场供给结构和水平也大有裨益。

　　总之，这五项任务对于改善市场、土地、人才、资金、技术、营商环境等要素供给条件都具有积极意义。

　　供给侧改革对工业发展的影响

　　对于企业来说，需要更加关注劳动力、资金、土地、税收等要素供给政策的变化。预计随着供给侧改革的逐步深入，整个工业体系会出现“三降三升一改善”的积极变化，企业应对这个趋势有所把握。

　　第一是生产成本下降，创新能力提升。在人力成本方面，随着养老体系改革，企业承担的缴费额应会下降。部分国家扶持的行业，则能享受到相关税收优惠，其他行业也可以通过加速折旧等方式，降低财税成本。财务成本方面，利率市场化有利于资信条件较好的企业获得更低利率的贷款。而随着能源领域的体制改革、现代物流体系的完善，企业生产的能源和物流成本会相应下降。

　　创新能力的提升会在各个行业显现。李克强总理指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互联网+”都是供给侧改革，要放手让企业家创新。过去装备制造业通过创新能力提升，核电、高铁等行业成为国家名片，对其他行业产生了积极示范效应。轻工、化工、纺织等传统优势行业，也会成功迈过产业升级的门槛，提升创新能力，维护竞争优势。新材料、新能源、医药、健康等新兴行业，也会涌现出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

　　第二是低端产业比重下降，高端产业比重上升。中国在2012年、2013年相继超越德国和美国，从世界第三贸易国跃升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但中国出口两成以上为家具、玩具、纺织品及原料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产品，美德等国这类产品只占1%左右。中国低端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指的是中国相应类别产品出口占全球同类产品出口比重）约为26%。但低端产品出口比重将随着机电等产品出口的快速增长而下降，加上国内传统行业正在经历去产能的过程，一部分低端产业会遵循产业发展规律，向要素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行业进入衰退期。在外贸和内需双向作用下，低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会逐步降低。

　　与此同时，高端产业面临难得发展机遇。2014年中国中高端产业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只有15.3%，与世界第二大贸易国美国的差距超过20个百分点，这与中国制造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符。差距也表明了发展空间巨大。《中国制造2025》提出的十大重点领域，均为高端制造业。高端制造业的加速发展将成为支撑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的主要动力之一。

　　第三是制造业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上升。近两年来，中国工业增长值增速一直低于GDP增速，主要源于第三产业比重已经超过第二产业，服务业增长对GDP的贡献越来越大。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制造业将会继续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研发服务、设计服务、售后服务取得的利润将会超过组装制造本身，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会下降，服务业的比重则会提升。其中，计算机与信息服务、金融保险服务等现代服务业会得到加速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也会蓬勃兴旺，一部分传统制造将向服务型制造转型。传统的“生产——库存——销售”模式将被“个性定制——订单生产——售后增值服务”模式取代。计划经济时代企业生产按照国家的指令性计划，未来则需要按照网络订单数量排产，有人将此称作“新计划经济”时代来临。

　　最后是营商环境改善。从前面的分析来看，企业的营商环境在“三降三升”过程中会有明显的变化。世行每年发布全球各国营商环境评价报告，中国在2005年位列全球91位，2015年位列90位，而最新发布的2016年评价报告则上升到84位。为什么前面10年上升1位而去年一年来就上升了6位？因为世行10个方面评价的评价指标大部分属于供给侧指标，包括：开办企业、申请开工许可、获得电力、财产登记、获取信贷、投资者保护、税款交纳、跨境贸易、执行合同、解决破产，这里不包括“市场需求”这样重要的需求侧指标。中国在过去一年通过简政放权，放松管制，在供给侧改革方面取得了一定进步，因此实现了排名提升。当然由于各个经济体制度设计的原因，这个排名只能作为参考。从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FDI）数据看，中国多年稳居全球最具外资吸引力的地区第二位，仅次于美国。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深入推进，企业的营商环境还会持续改善。

　　面对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改革，工业企业要主动调整适应，重点在“四化”上下工夫。

　　一是高端化。高端化直接针对的就是供需错配问题。中国居民消费升级形成的巨大购买力，对高端产品有庞大的需求。而且，供给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萨伊提出的“萨伊定律”指出，供给不仅仅是为了满足需求，更可以创造需求。智能手机就是典型例证，没人怀疑是苹果公司创造了智能手机的巨大市场，而不是人类对智能手机的渴望成就了苹果公司。实现高端化的路径除了技术创新，企业还应更加注重工业设计，更加注重品牌质量。

　　二是智能化。智能化是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的必然结果。工业互联网将是下一代互联网发展的主要领域。无论是德国工业4.0还是《中国制造2025》，都指明了这个趋势。未来不能接入工业互联网的工厂和车间，恰如一台没有接入互联网的PC机一样，算不上现代化工厂。工业互联网是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的平台，不仅企业应该接入工业互联网，企业生产的产品也应具备接入功能。只有具备网络通信能力的产品，才可以称得上“智能”。可穿戴设备、可远程控制的家用电器、门窗家具、汽车等智能产品，将会在未来社会大行其道。而“互联网+”等供给侧政策将为企业的智能化改造提供信息基础设施保障。

　　三是服务化。服务化是制造业迈向中高端后的发展方向。服务业比重上升，很大程度源于制造业的服务化。设计、总包、定制、服务外包、售后服务等将是制造企业未来获取更高利润的主渠道。从过去看，乔治亚罗创立的意大利设计公司不生产一辆汽车，全球数千万辆车出自该公司设计；耐克、阿迪等大公司靠设计和品牌就占据了多数运动项目鞋服市场的垄断地位。从未来看，部分制造商转为服务商是大势所趋，比如部分汽车生产商将变为汽车租赁商和物流服务商。国务院对于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各发表了一个指导意见，值得企业认真研究，从中寻找商机。

　　四是绿色化。绿色化是全球产业界公认的趋势和要求。《中国制造2025》46次提出“绿色”要求。当绿色理念深入人心，具有天然、环保、绿色标志的产品当然更受欢迎。新兴行业在高端化的同时必须与绿色化同步，而传统行业则必须向绿色化转型。绿色化不仅要求产品要符合环保要求，还需要在生产过程做到清洁生产、循环利用，尽可能减少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国家近年加大了对企业绿色发展的支持政策，作为供给侧政策的重要方面，企业在绿色化方面的投入应会得到合理的回报。

　　警惕片面强调供给侧

　　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否持续健康发展，取决于经济政策是否有效。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供需出现错配矛盾的节点时刻，党中央国务院运筹帷幄，拉开了供给侧改革大幕，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必将获得新的动力。

　　但需要特别指出，应警惕防范片面强调供给侧。需求侧和供给侧并不是两个对立的理论，中国的经济政策也从没有完全依赖其中一个。过去中国经济政策更加偏重需求侧，但也没忽视在供给侧发力——比如历届政府都在推进简政放权；如今更加偏重供给侧，但也不能不顾需求侧——比如政府对幼稚产业的引导和支持仍需继续。李克强总理在“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上已经指明了经济转型升级的手段和目标，那就是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

　　供给侧改革还要求经济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更加协调。因为除了生产资料要素外，供给侧的很多要素属于社会范畴，如劳动力素质、公民环保意识等。所以宏观经济转型任务将从经济部门扩展到几乎所有部门。比如在改善劳动力供给方面，人口与计生部门需要研究中国在刘易斯拐点到来后如何解决“未富先老”问题，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也需要研究延迟退休的政策，以确保劳动力人均供养人口在合理范围。这些过去负责社会职能的部门，今后需要更多用供给侧思维考量经济问题。

责任编辑：拂晓晨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