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新型智库是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在国家各种资源中，智力资源是最可宝贵的。新形势下，如何贯彻实施智库建设意见，充分利用好我国智力资源，实现国家智力升级，有效应对经济“新常态”要求，是各行业、各领域共同面临的重要历史课题。
 　

　　一、“新常态”迫切要求行业发展智力升级
　

　　（一）认识工业“新常态”需要智库加强辩判
 　

　　工业是我国经济的根基所在，也是推动经济升级提质增效的主战场。经济新常态下，工业新常态也将到来。如何认识工业新常态，如何准确把握新常态下工业走势，更好实践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近些年，发生了一些重大形势变化，如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2010年我国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并重回制造业第一大国地位，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我国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等，这些情况变化对工业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意味着什么，非常值得研究。还有一些基本性问题，如当前我国两化融合的必要性、紧迫性、艰巨性以及推动深度融合的方向、重点、路径、方法等，各方仍然存在不同认识。对于类似的重大情况变化和基本性问题，它们的意义和影响，人们都急切盼望智库给出科学权威的甄别和辩明。
 　

　　（二）适应工业“新常态”需要智库抓紧研判
 　

　　经济“新常态”下，虽然我国经济增速进入中高速，但是产业结构却调向中高端，增长动力转为创新驱动，经济福祉分配变向均衡共享等。新常态在工业领域表现更为突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年均增速9.8%，而工业年均增速达11.2%，工业增速长期高于GDP增速；近年来数据还显示，39个行业中有21个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科技创新方面，相较于其他产业，科技创新不足对工业影响也更大，不论是对传统产业还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都产生了重大负向影响。工业新常态作为宏观新常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增速下降如何调适的要求更高、对结构调整的紧迫性更强、对增长动力转型的需求更迫切。智库必须抓紧研判如何又好又快地适应工业新常态：既稳增长又调结构，既改革创新又提质增效，既看到新常态要求又培养新常态思维，把智库做大做强支撑工业由大变强。
 　

　　（三）引领工业“新常态”需要智库前瞻预判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兴起，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纷纷出台国家战略，如美国“再工业化”、“制造业复兴”和“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等战略，德国“工业4.0战略”，日本“再兴战略”，韩国“新增动力战略”，法国“新工业法国战略”，而我们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也在紧张推进之中。这些战略对于工业行业特别是制造业发展，将会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甚至决定着未来国际竞争格局。在经济“新常态”下实施新的国家战略，改革创新将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在新科技和产业革命浪潮中，智库引领则成为改革创新的关键。制定和实施“中国制造2025”，引入“4D打印”、“DT（Data Technology）”、“互联网+”等新概念、新工具、新手段，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智库必须未雨绸缪、勇挑重担，加强预判性、前瞻性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给出的“引领发展”的重要定位。
 　

　　二、我国智库应向发达国家智库学习借鉴哪些方面？
　

　　（一）长期积累
 　

　　以制造强国德国为例，德国六大经济研究机构，汉堡国际经济研究所、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柏林德国经济研究所、莱茵-维斯特法伦州经济研究所、慕尼黑伊福经济研究所、哈雷经济研究所大都成立于1910或1920年代，至今仍常发布重要指数和研究报告。汉堡德国殖民地研究所早在1908年就开始为德皇收集殖民地情报和提供方案建议。“二战”后，德国非常重视发展现代智库，很多著名智库都建立于1970年之前，对各自行业领域有着40年以上的追踪和积累。德国最著名的两个工业经济智库，马克斯?普朗克学会成立于1948年，弗劳恩霍夫协会成立于1949年。其他，如控制英国工党政策的英国费边社成立于1884年，盛产美国总统的美国外交学会成立于1921年，培养大批政界要员的日本PHP综合研究所成立于1946年。
 　

　　（二）资金雄厚
 　

　　充足的经费来源，确保科研水平处于领先地位。一方面，发达国家智库本身的营利能力较强，如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有5000多名员工，2008财年经营收入就达到3412亿日元，折合人民币约260亿元。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也比较重视政府的支持，如德国公共拨款的智库占比就非常高，约为75%。大型的非高校研究机构有12家，其年度预算都在500—1400万欧元。著名的弗劳恩霍夫协会，年经费逾10亿欧元，其中2/3来自企业和公助科研委托项目，另外1/3来自联邦和各州政府。而且经费中至少有40%会用于社会性、非商业化的科研工作。发达国家相应的研发投入也远远高于我国，2013年全球企业研发投入美国1937亿欧元，日本856亿欧元，中国仅203亿欧元；2014年全球十大研发投入最多的公司大众汽车居首，三星、英特尔、微软次之，谷歌第九，无一中国企业。而这些研发投入很大一部分流向各类智库。
 　

　　（三）人员精干
 　

　　智库水平高低取决于研究人员的水平，发达国家智库在相关领域持续培养了大批精干。截至2014年，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共有83个研究所，其研究涉及物理、工程技术、生物医学、基础科学等众多领域，共1.2万名员工，已出现了33位诺贝尔奖得主。弗劳恩霍夫协会近1.5万名科研人员，每年要为3000多企业客户完成约1万项科研项目。2008—2013年间，仅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一家智库就有约30人先后被奥巴马总统启用进入政府任职。1958年创办的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首任所长阿拉斯泰尔?巴肯是著名的战略和国际问题专家。他曾在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学习，拥有陆军少校军衔，做过《经济学人》和《观察者》杂志的编辑、记者，具备防务和核军备方面的专业知识，其为英国政府提供的战略建议广受赞誉。其研究所甚至从其他国家“挖人”，如美国的伯纳德?布罗迪、艾尔伯特?沃尔斯泰特、托马斯?谢林，以及亨利?基辛格；法国的雷蒙?阿隆、德国的赫尔穆特?施密特都曾被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延揽。
 　

　　（四）机制健全
 　

　　首先，社会资源活跃。德国不单有政府资助的智库，而且很多社会组织研究团体也是成果斐然，如贝塔斯曼书友会/基金会（分别成立于1950年和1977年）在我国就早有声誉。其次，政府力量整合。如德国工业4.0战略，就是弗劳恩霍夫协会、德国工程院、西门子公司等共同参与制订的。各级政府都支持智库发展，并牵头整合官产学研各方资源。第三，管理组织得力。如美国兰德公司采取理事会形式，由21名学术界、工商界、公共机构的知名人士组成的托管理事会负责任命高管、制订方针、审理财务、监督合同、定期抽查研究报告等。第四，委托研究规范。德国45%的研究机构都是通过合同委托获取资金的。第五，国际合作紧密。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在美国设有研究中心，在亚洲若干国家设有代表处（中国代表处是1999年在北京设立）；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在欧美主要国家和中国都设有分支机构。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甚至聘请原美国国务卿理查德?伯特任副所长。
 　

　　三、对策建议
　

　　（一）建设机制上，要体现灵活多元
 　

　　根据《意见》，社科院和党校行政学院智库、高校智库、高水平科技创新智库、企业智库、社会智库等，将共同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的新格局。要特别注重发展企业智库和社会智库，释放社会和市场活力，逐步改变我国95%的智库为官方智库的局面，在项目管理、人才薪酬、合作研究等方面采用更灵活的方式。要大力推动不同单位的协同创新，发挥群策群力的智库智慧，努力化解问题发生复杂性和学科划分片面性之间的矛盾。
 　

　　（二）研究方向上，要关注全面“新常态”
　

　　当前不但经济上“三期叠加”、“由大变强”、“中等收入陷阱”等风险挑战涌现，而且政治文明、法治建设、反腐斗争、文化重构、社会治理等方面都纷纷呈现出新常态。行业智库要格外关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工业经济领域重大情况变化，大力加强苗头性、趋势性问题的研究，为行业发展和管理提供升级版的智力支持。不但要研究产业中高端升级、创新驱动转型、扩大信息消费等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的问题，还要积极关注政府职能转变、新型城镇化、陆海区域协调发展、人口结构变化等重大问题，为国家战略、规划、布局、政策等提供更有价值的参考。
 　

　　（三）研究方法上，要借鉴与摸索兼施
 　

　　现代智库要扬弃传统智囊仅凭个人知识、经验、能力进行推理、判断的经验性方法，要在个人能力基础上更多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先进技术，大胆借鉴国外分析研究的技术、手段，不断尝试探索各学科的新方法。要把计量分析、实证分析、价值分析、比较分析、计算机模拟等，与我国实践提出的“解剖麻雀”、“摸石头过河”、“先试验、后推广”等方法结合起来，准确把握新阶段的规律性，帮助科学决策。同时，还要努力克服现在仍然存在的“政工式”论证、“八股式”研究等现象。
 　

　　（四）人才培养上，要更加注重扶植“大家”
　

　　一方面是作为领军人物和杰出人才的“大家”的培养，一方面是作为不同人才梯队的大批研究人员的“大家”的培养，逐步扭转当代各领域普遍缺乏“大家”的窘境，也使智库事业成为长期发展的“大家”的事业。要借鉴发达国家智库“旋转门”机制，打通党政机关与智库之间人才流动通道。要借助各类课题，围绕院士、教授等“强核心”，建设“开放式”的研究队伍，进行“大协作”式的研究攻关，通过长期“传帮带”培养批次人才。落实《意见》人才队伍建设相关内容，以评价机制、激励政策、薪酬制度等维护研究人员相对客观中立的立场和良好研究品格。

(责任编辑：紫叶)